Dior存在於大眾的想像，深植於文化和流行文化之中。根據創意總監Jonathan Anderson的創見，在柏林畫廊的絲絨大廳為靈感，打造出一個房間，並在此對品牌風格進行解構，是一種精心策劃的行為，以低調而優雅的語言進行。牆上掛著Jean Siméon Chardin (1699-1779) 兩幅樸素但優美的畫作。在當時藝術往往被過度關注和浮誇展示的時代，Chardin崇尚自然日常，以真摰共情的筆觸取代宏大的排場。美術館是個公共空間，人在此可以進行對話，亦令歷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美術館的展廳亦時而見證人們在大師傑作面前屏息、喜悅和豁然開朗的體驗。

穿衣的藝術所蘊含的喜悅源自過去與當下自然而產生共鳴的碰撞，從檔案中重新發現的典藏文獻、象徵符號，以及歷經時間考驗的作品結合在一起。愛爾蘭Donegal粗花呢及儀仗領帶、Bar西裝外套以至復刻版燕尾禮服和18-19世紀馬甲背心，皆成為系列改寫正裝風格的元素。

玫瑰、細緻的刺繡及帶有洛可可藝術的Diorette吊飾，代表了Monsieur Dior對那段歷史時期及英國文化的嚮往，而這些文化的迴響至今依然存在。Delft、Caprice和Caprice連身裙經過重新演繹，更切合現代風格。
Dior Book Tote換上名著的封面，包括Saint Pères版的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詩集《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 及楚門·卡波提 (Truman Capote) 的《冷血》(In Cold Blood)，斜孭袋是向另一部經典文學作品致敬: 伯蘭史杜 卡 (Bram Stoker) 的《德古拉》(Dracula) 。而Lady Dior則由藝術家Sheila Hicks重新構想，被上由純亞麻流蘇組成的網面。

系列探索難以捉摸及界定的風格。風格作為表達自我、塑造外表的方式，結合了快速且即興的決定。悉心打扮是為了奠定角色，玩弄服裝與上流貴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