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看見的聲音

性小眾電影

「黎耀輝，不如我們從頭來過。」這句大概是香港人說起性小眾電影時最深刻的印象。LGBTQ電影把性小眾帶上銀幕，迫使大眾直視性小眾，是建立平權基礎的重要聲音。像是《斷背山》、《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等不同年代的經典；在意大利北部盛夏中萌芽的情愫 、在阿根廷伊瓜蘇瀑布下的尋覓。近年香港亦多了許多性小眾電影，例如探討跨性別人士的《翠絲》、老年同志的《叔．叔》等等。

對於性小眾電影，有人討厭這樣的標籤。事實上王家衛本人亦曾表示《春光乍泄》中的同性關係並不是主題，兩人之間的情感才是重點，只不過是恰巧兩人都是男人而已。不同性向的關係與愛情應與異性戀無差，不必刻意強調，因為愛本是愛，無需永遠把性小眾描繪成慘角 ；另一種想法則認為性小眾電影中的社會議題和價值觀衝突能呈現出性小眾實在面對的複雜性，藉此關懷及連結社群，使電影的描繪更為真實，扣人心弦。在兩種說法下誕生出更多同樣地細膩、倔強的電影。

現在看到各媒體上開始被普及化的性小眾主題，卻喚起許多政治正確的批評。在動畫電影中一個小小的背景角色，隨口提到自己的同性伴侶，亦能引起大量抨擊，更別說是其他性小眾群體。現時有77個國家會把同性關係定為罪行，有7個國家會處以死刑，令多元性別人士因暴力和迫害而逃離家園的情況日漸增加，而香港在1991年才通過了男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在地球另一邊說著那些「無關痛癢」的玩笑時，有國家正在向跨性別人士和性小眾進行迫害，包括暴力、公開羞辱、甚至施以酷刑。現在能在銀幕上看他們的故事，是多個時代在長久的對抗中以血肉堆砌的成果。那些美麗而富活力的生命，他們的聲音將永遠在電影中流淌，為所有感到不被接納的人，作出頑強的低鳴，縈迴不去。

《 Paris Is Burning 巴黎在燃燒》

這部1990年的紀錄片，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末在紐約曼哈頓的一羣非裔和拉丁裔的變裝皇后，舞蹈表演的心路歷程和地下文化，是性小眾紀錄電影中的經典之作。以炫麗的Voguing舞蹈和Ball 舞會文化，藉由與不同的人物深入訪談，看見舞蹈文化背後涉及的性別認同與種族議題。紐約哈林區的變裝舞會，當地的同志及跨性別人士如何聚集和形成互助社群。在那個性小眾更常面對暴力歧視和愛滋病威脅的年代，他們透過跳舞、透過變裝，對這個世界毫無歉意地表達自我。在舞台上的他們華麗、 浮誇、豔俗，沒有任何性別、性向的限制，享受著當刻最大的自由。

《 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 燃燒女子的畫像》

榮獲 2019 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酷兒金棕櫚」獎的唯美之作，法國電影《燃燒女子的畫像》是一部講述在1760年，一名年輕女畫家與將被出嫁的千金，二人凄美的女同性故事。節奏緩慢似油畫般逐筆逐筆去慢慢鋪墊，亦似水彩畫般淡淡渲染氣氛。戲內對白不多，但二人相逢的場景卻濔漫著濃厚的愛意，在短短幾日內靜靜地發酵，轟烈地燃燒。1760年的少女，每一瞥眼神、每一下舉止，都細膩入微，充滿靈魂的。在女導演的拍攝下，裸露的鏡頭不顯情色，離別的戲碼也不賣弄慘情。除了成禁忌的同性之戀，這齣電影的背景和對白亦不經意地透露著那個世紀女性的身份、地位和命運，生而為女性，沒有選擇權利的悲哀。

《Moonlight 月亮喜歡藍》

2017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月亮喜歡藍》，講述邁阿密黑人社區的一個男孩，他的孩童、少年、青年時期3個年齡階段的成長之路，細膩、溫柔地描繪他的孤獨。在月光下黝黑的皮膚照出藍色的光，《月亮喜歡藍》講述了主角的內心即使逃避了整個世界，但肉身還是不得不融入佈滿俗世眼光的社會之中，生命的痛苦莫過於此。最後他選擇做自己，跟所愛的人、關心的人重新連繫。除了種族和同性戀議題，終究說出，個人成長的創傷與療癒。

被理解的需要

共融西九社區參與計劃

在香港演唱會的輪椅座位只能透過欄杆與欄杆之間的縫隙看偶像，在外國卻有20個人同時舉起輪椅一圓坐在這上面的人看偶像的心願，我們總覺得社區已經設有很多裝置及設施讓殘疾人士的生活更便利，可是真正需要被看見、被聽見的是他們的內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攜手舉辦「共融西九社區參與計劃」，從多元角度出發，感受西九文化區通達共融的氛圍，遊走在藝術文化之中。

是次計劃透過在西九文化區不同場地舉辦3個階段的活動，包括社區共融大使計劃、無障礙多元活動及共融「睇」驗，目的是希望連繫社區不同人士，包括殘疾及非殘疾人士、少數族裔等，以西九文化區作為平台，在輕鬆及藝術的角度下多了解及實踐共融的理念。計劃最後階段將壓軸於戲曲中心茶館劇場舉辦共融「睇」驗，計劃負責人表示：「欣賞藝術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計劃期望舉辦真正「共融」的觀賞體驗，輔以口述影像及手語傳譯服務，讓觀眾可在不被標籤的情況下，一同放鬆、無壓力地欣賞戲曲表演。」活動圍繞整個西九文化區，包括藝術公園、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戲曲中心等場地，讓大家體驗西九文化區的活動。

除了設計不同的活動外，計劃亦招募了30位社區共融大使，在經過一系列的培訓學習專業知識與技能後，於活動期間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協助，確保所有人都能參與區內的活動、享受藝術，身體力行體現社區共融。這個計劃並沒有特別強調「殘疾人士」的需要，而是為所有人提供一個參加活動的平台，不論有甚麼需要、甚麼族群、甚麼年齡，都能撇開身分參與其中。

此計劃將「共融」二字放在最前，這很值得我們思考，對於殘疾人士來說，何為「共融」？或許你會說幫助他們融入社區，或許你會說社區建設更完善，這些都是一種「偏愛」，當我們真正的走近他們，跟他們深入溝通後會發現，他們更渴望的是不被「偏愛」，而是「平等」。是的，他們可能無法看見充滿色彩的世界、無法聽見大家的聲音、無法邁開雙腿奔跑，無法用言語表達自己所想，但是我們小心翼翼的同情和關注，令他們的聲音更不被聽見；我們也常常被「善良」蒙蔽雙眼，看不見他們的需要。總以為社會已經為他們做的足夠多了，生而為人，要認清世界本就不平等，但他們渴求的「平等」，只是想要普通化「殘疾人士」這個標籤而已。有人說，殘疾人群就如同「折翼的天使」，我會說，他們不是天使，只是「不走尋常路」的普通人罷了。

2020年的一部美國紀錄片《希望之夏：殘疾起革命》(Crip Camp: A Disability Revolution)講述70年代一群殘障人士聚在夏令營中，創造了一個毫無偏見、平等，只屬於他們的世界，但短暫的夏令營時光並不會延伸至整個世界，他們還是會回到現實社會中。誠然，我們比起從前已經進步不少，但我們也許能夠以那個夏令營為藍本，打造真正傾聽他們聲音的社會。他們希望能和普通人一樣，而我們能做的，是給予他們一雙支持與鼓勵的手，讓他們擁有與我們共建明天的底氣。

被言說的願景

少數族裔訪問

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方，有華人、黑人、菲律賓人、白人等多民族聚居。多民族的特性亦明顯見於飲食文化之中，各國特色餐廳開滿鬧市，近至日本爐端燒、南韓人參雞，遠至希臘木莎卡都可以在香港一嚐滋味，更會有新派菜式糅合各國風味，可謂是文化大熔爐的具體呈現。然而，香港又是否真的如想像般文化共融，少數族裔的聲音有沒有被本地人所聽見呢？

Cedric是印尼人，出生於雅加達，自小在香港長大，於國際學校畢業後，現為理工大學商學院管理學系四年級生。他認為印尼與香港的文化迥異，並舉例說，印尼人大多信奉伊斯蘭教，所以飲食文化以雞肉、羊肉和牛肉為主；華人的飲食文化限制豬肉入饌，但傳入印尼後也會依據當地的宗教而改良，如Siomay（印尼版燒賣）以雞肉代替豬肉，以符合伊斯蘭教的規範。

語言互通  消弭隔閡

同時具備兩種文化背景的Cedric一直以來都在國際學校和大學等文化相對共融的地方生活；身邊的同學均來自不同地方，共同語言是英語，所以溝通交流沒有障礙，亦無分彼此；但他亦留意到本地人（粵語使用者）與其他族裔的人（英語使用者）有語言隔閡，由於粵語和英語是截然不同的語言，所以不利雙方交流，自然便有族群分隔的問題，如「本地人會更願意與自身群體打成一片，而非與其他種族的人交流」。

問及香港是否一個文化共融的地方？Cedric坦言，須視乎具體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在某些共同語言是英語的環境，如在國際學校或他的工作場所中，文化共融程度很高，但某些地方則不然。」

由此可見，說著同樣的語言是互相交流的重要前提，同時亦影響文化共融的高低程度。因此，Cedric認為文化共融須從教育入手，他憧憬本地主流學校可以與國際學校有更多協作，他以其母校港島中學為例，以往也會與沙田社區合作，希望促進本地社群與其他族裔之間的交流。

文化共融  路仍漫長

學習粵語一向是少數族裔的一大難關，Cedric也不例外，尤其國際學校只教授普通話，並沒有提供廣東話課程，直至升讀大學及現在因兼職工作才偶爾使用粵語。然而，他坦言，在實際溝通上，因某些字詞只懂得粵普其中一種語言的說法，所以會不期然地粵普夾雜使用。

既然文化共融需要共同語言為基礎，那麼香港的教育又能否切合本地人的學習期望，同時兼顧少數族裔的需要呢？以目前而言，本地學生依然以使用粵語為主，少數族裔除了各自的母語外，大多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香港教育若不竭力消弭語言隔膜，社會距離真正的多元共融，恐怕還有有一段路要走。